admin
台南地檢署偵辦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宜瑾涉嫌詐領助理費一案，近日出現最新進展。案件中涉及偽證罪的林宜瑾服務處前黃姓助理，經台南地方法院審理後，於本月9日一審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2年，全案仍可依法上訴。
本案源於檢方調查林宜瑾是否違法申報助理人事異動、詐領公費補助款。檢方發現，黃姓助理在明知自己已離職的情況下，仍於司法程序中作出不實陳述，試圖掩蓋實際狀況，因而遭起訴偽證罪。
早已離職卻仍掛名領薪 檢方查出助理費異常流向
判決書指出，黃姓助理自民國99年12月起擔任林宜瑾議員助理，但於100年3月離職後，即轉往某公司擔任作業員，實際上已未再從事任何議員助理相關工作，也未依法支領助理薪資。
然而，檢方查出，在黃姓助理離職後，林宜瑾仍指示服務處主任未依規定申報助理異動，導致該名助理名義持續存在，並向立法院申報助理補助費，累計金額高達46萬5524元。
更引發爭議的是，該名服務處主任正是黃姓助理的伯母，兩人具有明確親屬關係，使案件被外界質疑是否涉及人頭助理與制度性包庇。
配合說謊掩蓋真相 黃姓助理庭上自白
檢方調查過程中發現，為了掩蓋未實際任職卻持續申報補助款的事實，黃姓助理在接受偵訊時，曾做出不實陳述，宣稱自己自99年12月25日至101年4月30日期間，仍有實際擔任助理工作。
黃姓助理甚至聲稱，自己利用在工廠擔任作業員「做二休二」的空檔，協助服務處事務，並且每月都有從伯母手中領取3萬元薪資，試圖營造實際工作、合法領薪的假象。
不過，後續在偵查階段，黃姓助理主動坦承上述說法並非事實，承認自己曾配合說謊，構成偽證行為。
法院考量犯後態度 判刑6月、緩刑2年
台南地方法院審酌後認為，黃姓助理確實觸犯偽證罪，但考量其在偵查中自白、表達悔意，且過去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加上該偽證行為未實質影響司法機關對案件的正確判斷，因此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並宣告緩刑2年。
至於本案核心的林宜瑾涉嫌詐領助理費逾1412萬元，以及黃姓服務處主任是否涉及共犯，相關起訴案件仍由台南地院另案審理中，尚未作出最終判決。
為什麼「助理費詐領」案件層出不窮？制度漏洞一次看
說到助理費詐領，很多人第一時間會問：「怎麼又來了？」事實上，這類案件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地方或中央民代身上重演，並非單一個案，而是結構性問題。
依現行制度，立法委員、議員可依法聘用助理，並由公費支應薪資。然而，實務上「是否真的到職」、「是否實際工作」、「薪水是否本人領取」，高度仰賴申報人的誠信與內控。換句話說，制度本身給了民代極大的裁量空間，卻缺乏即時、有效的查核機制。
許多案件中，都會看到類似情節：助理早已離職，卻仍掛名；親友掛名領薪，實際上並未工作；甚至薪資回流，成為服務處或私人用途。這些行為在帳面上看似合法，實際上卻已踩過刑法紅線。
本案中特別引發討論的，是「親屬關係」。服務處主任與黃姓助理是伯母與姪子的關係，使得「人頭助理」的疑慮更為明顯。當親情介入公費制度，監督失靈的風險自然倍增。
專家指出，若不從制度面強化查核，例如：定期實地稽核、工作紀錄電子化、薪資直接入帳且不得轉交第三人，類似案件恐怕仍會持續發生。
為什麼有人願意替上司做偽證？法律與人性的拉扯
很多人看到黃姓助理因偽證被判刑，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要替別人扛？」但從司法實務來看，偽證案件背後，往往是權力、關係與恐懼交織的結果。
在職場中，特別是政治圈，助理與民代之間存在明顯的權力不對等。對部分基層助理而言，說出實話可能意味著失去工作、人際關係破裂，甚至被貼上「不忠誠」標籤。在這種壓力下，有人選擇鋌而走險，配合說謊。
但法律的立場非常清楚：偽證不是「幫忙」，而是犯罪。只要在司法程序中，對於與案情有重要關聯的事實作出不實陳述，就構成刑責，無論動機是情義、壓力還是恐懼。
本案中，法院給予緩刑，反映的是對被告個人處境的同理，而非對行為的縱容。法官仍明確指出，偽證行為本身破壞司法正確性，必須受到譴責。
這也提醒所有人：當你站在證人席上，責任不只是對某個人，而是對整個司法制度。
民意代表涉案怎麼辦？司法審理與政治責任的分界線
每當民意代表捲入司法案件，社會總會出現兩種聲音：一種認為「未判決前應無罪推定」，另一種則質疑「政治人物應有更高標準」。這兩者並非對立，而是應該同時存在。
法律上，林宜瑾是否構成詐領助理費，必須交由法院審理、依證據認定，這是法治社會不可動搖的原則。但政治責任並不完全等同於刑事責任。
當民代的服務處被查出制度性疏失、長期未申報異動，甚至涉及親屬掛名，無論最終是否有罪，都已對公共信任造成傷害。選民關心的，往往不只是「有沒有判刑」，而是「你是否對得起公費與職責」。
從過去案例來看，許多政治人物即便最終獲判無罪，政治生涯仍受到重創，正是因為社會期待的是更高的自律標準。
本案後續如何發展，除了司法判決，也將成為台灣社會再次檢視「民代助理制度」與「政治責任界線」的重要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