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性騷成立後如何處理？雙和醫院：已懲處並公告

香港與台灣醫界近年陸續傳出性騷擾爭議。2025年12月29日，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與2名前任職於衛福部雙和醫院的醫師在台北舉行記者會，公開指控醫院前任主管劉姓醫師長期對女性下屬有不當肢體接觸，包含摸腰、胸側等性騷擾行為，甚至趁女醫師流產手術後意識未清時加以騷擾。

工會指出，事件經查成立後，雙和醫院僅各記加害人小過1次，未比照以往案例進行全院公告，導致受害醫師申覆無果，最後被迫離職。工會主張醫院處置過於輕放，未能有效保障女性醫療人員的職場安全。

雙和醫院在記者會後發布聲明表示，院方早於2025年6月18日接獲通報後就啟動調查與關懷機制，並於8月25日經性別平等委員會決議，確認3名申訴人的指控均成立。8月28日通知結果，當天隨即召開評議委員會，決議即刻卸除主管職務並依情節懲處，並在8月29日正式全院公告。

醫院性騷權責為什麼混亂？工會與議員籲強化跨部會機制

新北市議員黃淑君也在會中指出，目前醫院性騷擾案件涉及的主管機關眾多，包括中央的衛福部、勞動部、教育部，地方則有衛生局、勞工局與社會局，權責分散、缺乏橫向整合，容易讓申訴過程冗長且無效率。

工會理事長陳亮甫表示，協助申訴的過程就像是在迷宮中摸索，被害人明明鼓起勇氣發聲，卻未獲得應有保護，反而被迫離職，讓性別平等法規的精神大打折扣。醫療性別議題處置不當的根源，多來自於白色巨塔內長期的權力不對等結構。

對此，雙和醫院強調，全案已進入司法程序，基於尊重司法獨立，院方不便再對個案內容評論，但重申調查與處置均依法辦理，絕無包庇隱匿。

醫院裡的MeToo為什麼特別難？

雙和醫院這起性騷爭議，讓很多人第一次意識到：原來醫療院所也可能成為 MeToo 事件的高風險場域。為什麼醫院中的性騷擾案件，往往比一般企業更複雜、更難處理？關鍵就在於醫療體系的特殊文化。

在醫院工作過的人都知道，「白色巨塔」不是一句形容詞而已。醫院裡的階級分明，從主治醫師、住院醫師、護理師到行政人員，每個角色都有明確的上下關係。當加害者是你的直屬主管，或是握有考核權力的人，受害者要不要申訴，本身就是一場心理戰。

很多年輕女醫師或護理人員會想：如果我說出來，以後還能不能升遷？會不會被貼標籤？會不會被調離單位？這些顧慮，常常讓被害人選擇沉默。而沉默越久，加害人就越肆無忌憚，形成惡性循環。

工會在記者會上提到，有女醫師在流產手術後仍遭騷擾，這聽起來非常誇張，但其實反映的正是加害者認定對方「不敢出聲」的心態。對權力者而言，只要沒有明確後果，就會繼續試探界線。

那醫院要怎麼做，才能真正落實性別友善？其實答案並不難。首先是制度透明。只要案件成立，就應該比照往例公告，讓全體員工知道：醫院對這件事的態度是零容忍，而不是輕輕帶過。

第二是利益迴避。性別平等委員會成員必須獨立，不能由與主管關係密切者擔任。第三是被害人保護措施要確實，包含心理諮商、調整空間與避免接觸等。

這些都不是高科技，而是基本態度。雙和醫院雖然強調依法處理，但工會仍不滿輕懲結果，也提醒所有醫療院所：MeToo 不只是一陣風，而是必須長期落實的職場改革。

更審若再判有罪會如何？停職制度一次說清楚

很多人看到新聞會搞混：一下說要停職，一下又說不用再停職。到底停職制度是怎麼運作的？內政部的說法，其實是根據台灣現行《地方制度法》的邏輯。

縣市長只要涉嫌貪污，且一審被判有期徒刑以上，就必須由內政部停職。這是強制規定，不是內政部想停就停，不想停就不管。立法意旨就是：一審有罪代表情節重大，為了避免地方政務受影響，先讓首長暫時離開職務。

但如果二審改判無罪呢？那就可以申請復職。雙和醫院的案例也是如此，申請書一送到內政部，行政程序就啟動，核准後就能復職。

問題在於第三審。如果最高法院撤銷二審判決發回更審，為了避免反覆停職復職影響地方運作，通常會先維持現狀；但若更審後又判有罪，仍要依法再度停職。

這套制度看似繁瑣，其實是為了維持行政穩定。也因此，不論工會或被害人，都必須理解：司法認定與行政處置是兩條線，各自運作，但都需要被尊重。

面對性騷擾申訴，員工可以怎麼自保？

雙和醫院事件也讓不少上班族關心：如果在職場遇到類似情況，我能怎麼做？其實不論你是不是醫療人員，處理原則都一樣。

第一時間一定要留下紀錄。包含對話截圖、證人、時間地點。第二是正式申訴，而不是私下找加害人談判。第三是必要時尋求外部協助，如工會、律師或社會局。

只要當事人願意勇敢說不，並搭配 110、113 等專線求助，才能讓制度真正運作。MeToo 的精神，就是從每一個人開始。

⚠️ 本網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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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體壇怎麼了？曲棍球教練劉春來性騷擾案成立

高雄體壇爆發嚴重性平案件。2024 年，高雄市議員 鄭孟洳 接獲多名民眾陳情，指控高雄曲棍球教練 劉春來 長期對女學生進行性騷擾，受害者多為國中、高中女選手，行為包含觸碰胸部、摸腰側與胸側，甚至以「不准告訴家長，否則就退隊」作為威脅。

鄭孟洳指出，最早受害通報可追溯至 2014 年，後續陸續有被害人出面指控，願意具名說出經歷者高達 10 人以上。受害學生描述，劉春來常以「教學指導」或「開玩笑」為名，進行不當肢體接觸，若學生表達不適，便會情緒失控、摔東西、丟訓練器具，造成極大心理壓力。

性騷行為查證成立　註銷證照、終身不得任教

鄭孟洳 23 日在臉書發文表示，經相關單位調查後，確認劉春來性騷擾行為成立。高雄市教育局已正式通報，劉春來終身不得擔任學校任何兼任、代課或代理教職，並已納入「不適任人員資料庫」，未來所有學校聘任教職與教練人員，皆須強制查詢該系統。

此外，教育局也函送 體育署，要求全面撤銷劉春來的運動教練資格。體育署先前已函請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及 中華民國冰球協會，暫停其教練職務，並禁止其以任何身分進入場館或參與教學活動。

高雄市 大坪頂曲棍球場 也已依規定禁止劉春來進入，並加強場館出入控管。鄭孟洳強調，這起案件是「體壇 MeToo 落實的第一槍」，未來將全面盤點高雄市各運動場館的認養與管理制度，「只要有一絲機會讓不適任者混進系統，我都不會放過」。

為什麼體育圈成為性騷高風險場域？問題不只一個教練

體育環境長期被視為「高風險卻低揭露」的性騷擾場域。原因在於，教練往往掌握選手的上場機會、升學推薦與團隊去留，形成高度權力不對等。以劉春來案為例，多名受害者提到「不敢說」、「怕被退隊」、「怕影響未來」，正是這種結構性壓力的縮影。

專家指出，青少年選手在密集訓練、封閉場館與長時間相處下，更容易被要求「忍耐」不當行為，甚至被誤導為訓練的一部分。若缺乏明確的外部申訴管道與即時保護機制，受害者往往選擇沉默多年。

此次高雄市政府將不適任人員納入強制查詢系統，被視為重要制度進展，但學者也提醒，制度落實關鍵不在「有沒有」，而在「會不會真的查、真的擋」。

從 2014 到 2024，為何受害者等了 10 年？

劉春來案最令人震撼的不只是行為本身，而是時間跨度長達 10 年。第一起通報出現在 2014 年，2019 年也有社會局通報紀錄，但劉春來仍能持續教學，直到 2024 年多名受害者集體出面，案件才全面引爆。

這反映出台灣過去在體育性平處理上的斷層：通報制度零散、跨單位資訊未整合、處分無法即時同步到其他協會與場館。換言之，即便某個單位知道有問題，卻無法阻止當事人在另一個系統繼續接觸學生。

這次全面撤銷證照與場館禁入，被視為補破網的重要一步，但也凸顯過去制度的缺口，讓加害者有機可乘。

體壇 MeToo 之後，家長與學生該怎麼自保？

專家建議，防治體育性騷擾不能只靠事後懲處，更需要前端預防。家長應主動詢問孩子訓練內容，留意是否出現不合理的肢體接觸或情緒勒索；學生也應被清楚教育「教學不等於可以碰觸身體」。

學校與協會則必須建立「即時通報、即時隔離」原則，只要出現合理疑慮，即應先行暫停教練職務，避免繼續接觸學生。制度的目的，不是懲罰誰，而是優先保護未成年人。

劉春來案提醒社會，體壇不是法外之地，而「沉默」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 性騷擾防治提醒與求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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