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為何一再被撤？梁育誌性侵殺人案歷經3次判死、4度逃死

震驚台灣與馬來西亞社會的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命案，歷經多年審理再度出現重大轉折。兇嫌 梁育誌 因性侵、擄殺鍾姓女大生，行徑殘忍，過去一審、二審及更一審合議庭均認定其犯罪情節最為重大，三度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案件發生於2020年10月28日晚間，梁育誌在 長榮大學 附近勘查路段，見鍾姓馬來西亞籍女大生獨自離校，竟以麻繩套頸擄人並施以性侵。被害人遭拖行、毆打後勒斃，棄屍於高雄山區。法醫解剖發現，被害人心臟充滿大量氣體，死狀極其淒慘。

更一審法院曾明確指出，梁育誌案發前並非走投無路，與家人同住、生活無虞，持有職業大客車駕照具謀生能力，卻因追求高薪主動離職，自述「車貸還不出來、生不如死，死前不想留下遺憾，不如試一下刺激的」，顯示其犯罪動機純屬私慾，且性衝動與暴力犯罪再犯風險極高，認定「不得已必須剝奪其生命」。

然而，最高法院於去年4月二度撤銷死刑判決，指出原審未充分審酌監所教誨師提出的「仍有教化矯正可能性」意見，並要求釐清梁育誌究竟是先起性侵犯意再殺人，或先有殺人犯意再性侵，將案件發回 高雄高分院 更審。

馬國女大生來台灣求學卻魂斷異鄉，監視器拍下最後身影。（圖／翻攝畫面）

為何改判無期徒刑？更二審認定非預謀、須保留矯正空間

高雄高分院更二審於29日上午視訊宣判，撤銷原死刑判決，改判梁育誌無期徒刑，並就強盜部分另處有期徒刑8年。合議庭指出，依最高法院指示，須全面檢視被告是否仍具教化矯正可能性，並就犯罪犯意形成過程進行區辨。

更二審認為，梁育誌雖犯下極為重大罪行，但綜合教誨師評估、精神鑑定及犯意轉折時序後，難以認定其犯罪屬「完全預謀、無任何矯正可能」，因此不符最嚴厲死刑要件，改判無期徒刑，全案仍可上訴。

判決結果再度重擊被害者家屬。視訊畫面中，梁育誌在聽聞改判無期徒刑後，多次向法庭道謝、神情輕鬆離席，對死者父母而言，無異於再次撕裂尚未癒合的傷口。

判決書中詳述被害人父母的血淚控訴，父親喪女後以酒精麻醉自己，母親則長年自責「是我鼓勵女兒來台求學，才將她送上死路」，質疑司法體系「什麼都替被告想，那受害者呢？」

不管判決如何，死者父母的傷口遲遲無法結痂。（圖／翻攝自臉書）

🔍 為什麼死刑一再被撤？「教化矯正可能性」成翻盤關鍵

這起案件最引發社會爭議的核心，在於「教化矯正可能性」四個字。對一般民眾而言，梁育誌的犯罪行為已遠超人性底線，三度判死卻又被撤，難免讓人質疑司法是否過度傾向被告權益。然而在現行憲法與實務架構下，死刑已被界定為「最不得已的手段」。

大法官解釋與最高法院近年見解皆指出，唯有在被告確定無任何教化、矯正、回歸社會的可能性時，死刑才具正當性。這也使得監所教誨師、精神鑑定報告的重要性大幅提高。即便犯罪手段再殘忍，只要存在「理論上可矯正」的空間，法院就必須詳加說明，否則判決極可能被撤銷。

梁育誌案正是此趨勢下的代表案例。最高法院並未直接否定死刑，而是要求原審必須「說清楚為什麼不能矯正」，這個門檻，遠比「罪行是否重大」更難跨越。

🔍 被害者家屬承受什麼？更審制度下的「反覆創傷」

對被害者家屬而言，司法程序本身，成了一種長期折磨。每一次更審、撤銷、再判，都像重新打開一次傷口。女大生父母多次在法庭上陳述，判決不只是法律文件，而是一次次強迫他們回想女兒如何被性侵、凌虐、勒斃。

犯罪學者指出，更審制度雖是保障被告程序正義的重要機制，但在重大暴力犯罪中，若缺乏對被害者家屬的心理支持配套，容易形成「二次傷害」。尤其當結果一再翻盤，家屬會產生強烈的無力感與被忽視感。

梁育誌案中，家屬最無法接受的，不只是死刑改判無期，而是判決理由反覆聚焦於被告心理狀態，卻難以回應「被害者所承受的極端痛苦是否已被充分衡量」。

🔍 這起判決會帶來什麼影響？死刑實務恐更加保守

法律界普遍認為，梁育誌案確立了一個清楚訊號：未來死刑判決，將面臨更嚴格的實質審查。即便是性侵殺人、手段極端殘忍，只要辯方成功提出「矯正可能性」，法院就必須投入大量篇幅說明為何仍須判死，否則高機率被撤。

這樣的發展，對支持死刑的民意而言，勢必產生落差；但對憲政體系來說，卻是逐步限縮死刑適用的必然結果。學者指出，台灣並非形式廢死，但在實務上，死刑門檻已被拉到極高。

未來，這類案件恐怕會越來越多出現「無期徒刑」作為最終結果，而社會是否能接受「永遠監禁」作為替代方案，將成為另一場更大的公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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