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內、買年曆還貸款支持　男粉絲控遭張香香話術誘導

被封為「無名小站十大正妹」的網紅 張香香，近日遭一名莊姓男子指控詐欺。根據不起訴書內容，莊姓男子自 2023 年 10 月起，於 PIPO LIVE 觀看張香香直播，雙方進一步私訊互動並交換 LINE 聯絡方式。

在近一年的往來中，張香香多次透過直播與私訊表示，為了達成公司業績目標、出版公益寫真年曆幫助流浪犬貓，或爭取拍電影、海外曝光機會，請他「再支持一點」。

莊姓男子指控，張香香多次以「只差幾本就能達標」「還差 50 本、80 本」等說法，讓他持續向平台購買寫真年曆，累計支付 10 萬 3,271 元，卻僅實際收到 20 本。此外，張香香也在 IG 貼文販售烏魚子，宣稱若選上年度代言人即可獲得海外曝光機會，莊男再花 8 萬 8,800 元購買 50 盒烏魚子，但控訴事後一盒也未收到。

只見面 10 分鐘就斷聯　檢方認定屬民事糾紛不起訴

莊姓男子進一步控訴，張香香曾向他表示，若業績未達標，公司將安排她陪陌生男子吃飯，希望他能多「抖內支持」。為此，莊男甚至向銀行貸款 30 萬元，儲值到直播平台購買虛擬禮物斗內張香香。

然而，雙方僅曾見面一次，時間不到 10 分鐘，之後張香香便以各種理由拒絕再見面，最終完全斷聯，讓莊男認為自己遭到利用與欺騙，憤而提告詐欺。

對此，張香香到案後否認詐欺，強調依公司規定，主播不得與粉絲私下接觸，年曆與烏魚子均由公司統一販售，僅負責在直播中介紹商品，且不論斗內或銷售金額多寡，自己薪資皆為固定，並未從中額外獲利。

士林地檢署調查後發現，相關公司確實曾以張香香名義捐贈 100 份烏魚子，並指定作為海運學生惜福餐使用，難以認定公益或商品內容完全虛構。檢方因此認定，本案屬消費與互動衍生的民事糾紛，建議循民事途徑求償，依法對張香香作出不起訴處分。

🔍 為什麼直播斗內容易讓人「越投越深」？

在直播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斗內」早已不只是單純打賞，而是一種情感互動機制。平台設計往往強化即時回饋，讓粉絲在送出禮物後，立刻獲得主播的感謝、點名或私訊回應，這種即時肯定，很容易讓人產生「我被需要」「我特別重要」的錯覺。

心理學者指出，這類互動與賭博的即時回饋機制相似，會刺激多巴胺分泌，使人反覆投入。當主播再加上「只差一點」「再幫我一次」等語言時，更容易讓粉絲產生責任感，甚至願意為此舉債。張香香事件中，莊男貸款斗內的行為，正是這種心理機制的極端例子。

🔍 直播話術踩線了嗎？法律與道德的模糊地帶

從法律角度來看，直播話術是否構成詐欺，關鍵在於是否有虛構事實、隱瞞重要資訊，並讓對方因此交付財物。檢方在本案中認定，商品與公益行為並非完全不存在，因此難以構成刑事詐欺，轉而視為民事糾紛。

然而，道德層面卻未必如此單純。專家指出，即便未達刑責，若主播明知粉絲投入已超出理性範圍，仍持續以情感暗示或壓力話術推動消費，仍可能引發社會觀感不佳，也損害平台與創作者的信任基礎。這也是為何越來越多平台開始研擬斗內上限與提醒機制。

🔍 粉絲該如何保護自己？斗內與消費的自保原則

專家建議，粉絲在斗內或購買直播商品前，應先設定明確預算，並將其視為「娛樂消費」，而非投資或情感回報。一旦出現貸款、借錢或影響生活品質的情況，就應立即踩煞車。

同時，對於主播承諾的內容，務必留存對話紀錄、訂單與金流證明，一旦發現未履行或疑似誤導，應及早尋求法律諮詢，而非一再投入期待「下一次會不一樣」。張香香事件也提醒大眾，直播互動再親密，仍存在商業本質，理性與界線，才是保護自己的關鍵。

不起訴仍續追責　少女家屬提告求償 600 萬、刑案再議續查

台北市前年發生一起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一名 17 歲女工讀生 任職於麥當勞期間，指控遭 42 歲主管李柏儒 長期性騷擾、甚至性侵，最終罹患憂鬱症後輕生身亡。案件經 士林地檢署 偵辦後，檢方以「罪嫌不足」為由，對李柏儒作出不起訴處分。

對於不起訴結果，少女母親表達強烈不滿，隨即向 台灣高等檢察署 聲請再議。高檢署審酌後認為原偵查仍有不完備之處，已將案件發回士林地檢署續行偵查。

在刑事程序之外，少女家屬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向李柏儒請求 300 萬元精神慰撫金，並主張企業未盡管理與監督責任，向麥當勞台灣業務經營商 德昌股份有限公司 再求償 300 萬元，合計 600 萬元。由於刑案尚在偵查中，雙方於庭上取得共識，聲請停止訴訟，待刑案結果出爐後再行續審。

檢方為何不起訴？李柏儒失聯半年未出庭　家屬質疑權力不對等未被正視

回顧案件調查過程，檢警指出，李柏儒與少女曾交往約半年，李男提出雙方對話紀錄佐證，顯示互動為情投意合；檢方亦認定，少女在分手後仍與李柏儒保持聯繫，且調閱相關醫療紀錄，未發現有明確身心科診斷可直接證明遭性侵所致，因而認定現有證據不足以構成刑事責任，作出不起訴處分。

不過，家屬質疑檢方過度採信被告說法，未能完整還原職場權力不對等與心理壓迫情境，持續透過再議與民事途徑尋求司法救濟。

本案今日開庭審理民事求償部分，但李柏儒未到庭應訊。據了解，李柏儒自 去年 9 月 遭檢方搜索後便與外界失去聯繫，不僅行蹤成謎，連其委任律師也無法與其取得聯絡。

被害家屬委任律師 李毓倫 表示，家屬在偵查期間從未收到李柏儒任何形式的道歉或說明，原本仍期待對方能出面說明立場，卻在開庭當日才發現其全面失聯，令家屬深感震驚與失望。律師也指出，求償金額是參考過往重大事故、保險理賠與法院實務判決所評估，坦言任何金額都難以彌補家屬長期承受的悲痛。

為什麼「不起訴」不等於無責？刑事與民事的差別

許多民眾對司法結果感到困惑：既然檢方不起訴，為何家屬仍能提告並持續訴訟？法律專家指出，刑事與民事責任本質不同。刑事案件需達到「無合理懷疑」的高度證明標準，一旦證據不足，檢方即無法起訴；但民事訴訟僅需「高度蓋然性」，門檻相對較低。

因此，即使刑案不起訴，家屬仍可透過民事訴訟，主張人格權受侵害、精神損害等，要求金錢賠償。這也是許多性侵、職場霸凌案件中，被害人或家屬選擇的另一條法律途徑。本案正是典型案例，顯示司法救濟並非只有一條路。

企業責任在哪裡？雇主監督義務的法律風險

本案另一焦點，在於企業是否須負連帶責任。家屬向德昌股份有限公司求償，主張雇主未善盡管理與監督責任。勞動法學者指出，若企業未建立有效申訴機制、未即時介入調查或未妥善處理性騷擾申訴，即可能構成過失責任。

近年法院實務中，已有多起判決認定雇主須為職場性侵、性騷擾負擔賠償責任。這類案件也促使企業必須重新檢視內部制度，避免憾事再次發生。

被害人家屬的漫長司法路：心理創傷與制度現實

對被害人家屬而言，司法程序往往是二次傷害。案件偵查時間長、證據認定嚴格，再加上輿論關注，讓家屬必須反覆回憶痛苦過程。專家指出，對性侵相關案件的家屬而言，司法並非單純追求勝敗，而是希望獲得一個「被認真對待」的交代。

本案也反映制度現實：法律能處理責任歸屬，卻難以承載所有情緒與悲傷。如何在司法之外，提供家屬足夠的心理支持，是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 若您或身邊的人曾遭遇性侵、性騷擾，或出現自我傷害、輕生念頭，請務必尋求協助：

• 性侵害保護專線：113（24 小時）
• 緊急危險請撥：110
• 亦可聯繫各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或心理諮商資源。

築間餐飲集團騷擾指控從何而來？女助理踢爆高層不當行為

日前有媒體報導，築間餐飲集團一名曾任職的女助理出面指控公司高層涉及職場性騷擾。她表示，自己原本在築間餐飲集團董事長身邊擔任行政助理，主要負責開車接送主管上下班、陪同行程及完成指派任務，工作性質屬於明確的上對下從屬關係。

然而女方指出，沒多久後情況開始變質。陳姓策略長疑似利用職務之便，刻意增加肢體接觸機會，不僅趁機強吻、熊抱，還在車內或私下互動中出現吃豆腐的行為，甚至傳訊息向她喊話「親一個」，讓她感到被冒犯與騷擾。女助理強調，自己曾多次向董事長反映，也希望公司能提供協助，但始終未獲得足夠的保護與改善。

在行政處理方面，築間餐飲集團雖然曾對策略長記過降級懲處，但勞動局調查後認定，企業知情後未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已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因此裁處新台幣10萬元罰款。即便如此，女助理仍認為職場環境沒有實質改變，最終選擇對主管提出刑事告訴。

築間策略長為何獲不起訴？檢方調查認定事證不足

不過在刑事部分，台北地檢署展開偵查後，案件走向卻與女方期待不同。檢察官調閱相關對話紀錄與雙方互動內容，發現女助理並未在訊息中明確質問或要求陳姓男子針對性騷擾行為說明，且她提及的女同事在傳喚時未出席作證，之後也表示沒有目擊經過，因此缺乏直接人證。

另外，該名女同事回覆檢方時稱自己為單親媽媽，因家庭與孩子就醫等因素無法到庭，也表示對事件並無親眼所見的情形，難以提供有力證詞。由於整起案件只剩下女助理的片面指訴，沒有錄音、影像或其他客觀事證佐證，台北地檢署最終認定策略長重嫌不足，作成不起訴處分。

女方不服結果，依法向高檢署聲請再議，希望能推翻不起訴決定。但高檢署審酌後認為，全案蒐證與調查程序已屬完備，仍維持地檢署見解並予以駁回，再度確認不起訴。案件因此確定告一段落，築間餐飲集團方面也未再提出上訴。

此一官司結果出爐後，引發社會熱議，也讓外界關注職場性騷擾案件在司法蒐證上的困難度。專家提醒，如在職場遇到疑似騷擾情事，可撥打113保護專線或110報案專線尋求協助，及早留下紀錄，才能更有效保障自身權益。

職場性騷擾為什麼難以成立？

近年來台灣社會對性騷擾議題越來越重視，但在司法實務上，要讓案件真正進入起訴甚至定罪，往往並不容易。以本次築間餐飲集團的爭議為例，女助理雖然提出多項指控，也曾獲得勞動局裁罰的行政處分，但刑事部分卻因為缺乏直接證據而遭到不起訴。

這類案件的核心困境，在於性騷擾行為多半發生在私密或短暫的情境中，例如辦公室角落、車內空間或主管突如其來的肢體接觸。被害人常常只有當下的感受，卻沒有時間反應錄影或蒐證。檢察官在調查時，必須依據客觀事證判斷，而不是僅憑單一說法，因此只要沒有錄音、影像或其他目擊者，就很容易被認定「證據力不足」。

此外，許多受害者因擔心工作不保、害怕報復，往往不敢立刻反擊或質問對方，也會讓後續調查更加不利。女方在官司中被質疑未明確表達拒絕，正是典型例子。從法律觀點來看，這並不代表她沒有被騷擾，而是司法程序無法證明而已。

因此，這起事件提醒社會大眾：當企業高層與基層員工互動失去界線時，即便最後未必構成刑責，也可能產生巨大心理傷害。要改善此一現象，除了依賴司法，更需要公司建立完整的申訴管道與友善環境。若真的遇到不當對待，撥打113或110等專線求助，勇敢發聲並保存證據，才是最重要的自保方式。

築間餐飲集團企業責任如何被檢視？

雖然檢方最終對策略長作成不起訴，但在行政調查中，築間餐飲集團仍曾被認定處理不當而遭裁罰，顯示企業在性騷擾防治上並未完全盡責。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雇主在知悉騷擾情事時，必須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包括調整工作內容、隔離雙方、啟動內部調查等。

但本案中，懲處公告被指刻意刪除「性騷擾」字句，讓勞動局認為有規避責任之嫌。這種作法在法律上十分危險，因為企業若為了保護主管名聲，而忽略員工權益，不但可能違法受罰，更會造成公司治理失衡。

從公關與管理角度來看，築間餐飲集團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未能建立讓員工安心作證的制度。被傳喚的女同事因家庭因素未出席，最後也表示沒有目擊，導致整起案件只剩女助理孤軍奮戰。若企業能在第一時間協助蒐集監視器、行車紀錄器或安排第三方調查，結果也許會不同。

這也反映台灣許多公司常見心態：遇到騷擾先低調處理、希望大事化小。但性騷擾議題本就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旦處理方式不透明，就會被外界質疑包庇。對築間涮涮鍋品牌而言，消費者重視的不只是鍋物好不好吃，也包括公司文化是否尊重性別平權。

未來企業若要避免類似爭議，必須加強教育訓練、訂定性騷擾防治規章，並確保申訴程序獨立公正。員工如在職場遇到困境，更應撥打113或110尋求外部協助，讓制度真正發揮功能，而不是只能等官司結束後再來檢討。

被依曠職解雇後如何保護自己？

事件中最令人遺憾的，是這名女助理在指控爭議後，因留職停薪未通過而被公司認定曠職，最後遭到解雇。這種處境在職場上並不少見，許多員工在申訴性騷擾後，往往被迫面臨調職、冷凍甚至資遣。

依據勞基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員工若因騷擾事件身心受創，可先循公司內部申訴管道，並要求雇主調整職務內容；若企業未妥善處理，再向勞動局檢舉或撥打113求助。即便需要留職停薪，也應留下正式文件紀錄，避免被認定自願離職或曠職。

若不幸被解雇，勞工仍可透過110報案、勞資爭議調解或民事求償等方式主張權益。重點在於「不要中斷蒐證」。包括LINE對話、簡訊紀錄、就醫證明與心理諮商紀錄，都可能成為日後申訴的重要依據。

這起築間餐飲集團爭議，最終雖以事證不足畫下句點，但對職場女性的提醒卻十分深刻：司法程序有極限，唯有自我保護意識與完善制度，才能真正降低性別不平等風險。未來若再遇類似事件，勇敢撥打113或110求助，才不會讓自己成為下一個無法被證明的受害者。